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精选5篇)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饮食文化 传承 发展

引言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一书中曾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如今，在中西方饮食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的饮食文化逐渐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为了使中华饮食文化能以不衰的生命力占据世界市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承担起将所属的文化发扬光大的责任。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的饮食文化，便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主题，做出了专门的研究和部署，并且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指出，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对于餐饮界而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职责和崇高使命，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结合餐饮行业的实际，推进餐饮产业与饮食文化相融合，对我国优秀饮食文化做到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对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责任担当；切实推进理论创新，更加自觉地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关注，为中国餐饮业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饮食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包括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即由“自然人”化为“社会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就是文化活动，因此，文化可以归纳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也就是“吃”，当吃喝的需求得到满足，人类会产生更深层次的需求。从古至今关于“吃”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都可以归结为饮食文化的范畴，它贯穿于人类的整个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历程，体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饮食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文化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

具体而言，人活着，就需要吃东西，这是本能，是自然人属性。但人为什么吃、吃什么、怎么吃，这就是饮食文化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人的属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西方人，农业民族，游牧民族）、不同时代所表现的吃的内容和吃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民族文化的氛围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深究其结构层次：首先，物质层面。比如前面我们说吃什么、怎么吃，这是文化。但凡此种种首先必须固定、附着在一个物质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吃饭”，首先必须要有“饭”本身。第二，制度层面。譬如，我们要举行一次婚宴，光有饭菜、主客、场地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婚宴，还要按照一定的规格和礼仪，把诸种散乱的、众多的对象组织起来。第三，精神层面。这也是饮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说婚宴。比如说，现在饭菜、主客、场地一应俱全，并且都已经按照一定的规格和礼仪组织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就应该考虑，这次宴会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凸显其主题、特色？于是，我们才算确立下了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宗旨―喜庆祥和或欢快、个性的婚宴，也就是办这个婚宴的精神所在，最终是为了保证能够完成、实现大家共同致力于的欢庆、见证新婚的一些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说，一次现实的饮食活动，我们若要将其设计、安排得合理、美满，吃什么仅仅是个基础，更为关键的主要的是我们是否将与宴者所从属的大文化背景理解、诠释得恰到好处。所以说，饮食文化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为基础的部分。饮食文化与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随而行，二者共生共存。

我国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思路

纵观全球，放眼中国，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越来越深化，当今人们的饮食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运行模式：现代餐饮业以餐饮产品为桥梁将餐饮企业和餐饮消费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饮食文化运行机体。饮食文化在餐饮大众层面的折射所形成的现象，表现在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吃的目的、吃的效果、吃的观念、吃的情趣及吃的礼仪等等，它既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餐饮消费者的需求的表现形式。饮食文化在餐饮企业层面的折射所形成的现象，在表层要素表现为餐饮品牌名称、菜点等；在深层要素表现为企业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等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它是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餐饮企业的经营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餐饮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在经济实力、业务能力等因素，选择经营业务的范围进行经营运作。餐饮企业在餐饮产品的销售过程中，通过为餐饮消费者提供的餐饮产品与服务，向餐饮消费传递的是从外到内的企业文化。餐饮消费者和餐饮企业在由价值规律形成的互动机制下使饮食文化得到不断的自我发展。因此，针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消费者、餐饮产品和餐饮企业三要素切入。

（一）消费者：饮食文化的缔造者

正如以上分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表象上消费者更多表现出享受者、接受者的身份―享受现有市场可能提供的各种饮食产品，体悟与之对应的各种饮食文化，但仔细思考，不难得出其实深入到饮食文化乃至文化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商品经济“需求决定供给”的本质，历史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当代的消费者其实一直都是不自觉或自觉中创造、沿革并传承着自己的饮食文化。因此，从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消费者当之无愧应该是真正的缔造者。

当今，人们的饮食生活已经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饮食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化，人们的饮食需求已从温饱型向质量型、享受型转变，讲究饮食的美感、情趣和健康等等。消费者要扮演好饮食文化缔造者的角色，完成好其在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集中于其是否全面、准确地理解饮食文化内涵。

一是，自觉树立“饮食素养”观念。作为饮食文化的缔造者，系统的、全面的饮食知识是一个消费者进行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看家本领。个人饮食素养的重视与提升，不仅能从自我创造层面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能从鉴赏、消费层面推动整个餐饮市场从消费需求到企业供给的全面升级。具体而言，迎合时代的需求，当今消费者应该更新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吃”的表层，而是强调饮食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仅应该自觉地熟悉甚至掌握诸如饮食营养、烹饪技术等饮食科学知识，还应广泛接触、了解各时各地饮食文化知识，掌握各国各地饮食历史与发展、饮食风俗与习惯，从而获知具体时空下的饮食文化的完整内涵，为其逐渐形成较强的饮食文化鉴赏与创造能力奠定文化修养基础。

二是，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保障作用。诚然，中国饮食文化的缔造根植于每一个消费者的饮食素养，但要达到实现中国饮食文化整体传承和发展的水平与高度，仅有消费者个人的自我修养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地方有关饮食文化层面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因为教育不仅是灌输知识和培养人才，而且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和传承社会文化的基本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教育入手，传输给消费者相应的饮食科学文化知识，即进行“食育”。搞好“食育”教育应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全民性。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食育”应注意覆盖各地域、各类人群，面向公众普及饮食科学知识，使公众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饮食科学知识。二是全程性。“食育”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计不同的“食育”内容，使公众从入学开始直到成年、老年全程获取所需的饮食科学知识。特别是青少年的学龄时期，应将“食育”与德、智、体、美并列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三是专业性。“食育”应特别注重专业性，应制定“食育”行业准入制度，规范专业人员的从业标准，避免公众获取不正确的饮食知识。四是规划性。“食育”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共同制定面向不同人群的“食育”规划，既要有短期规划，又要有中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食育”。五是监督性。“食育”应确定政府有关部门对“食育”进行监督与管理，规范行业行为，清理不符合行业标准的机构和人员，规范有序地实施“食育”。

（二）餐饮产品：传递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经济时代，餐饮业以餐饮产品为桥梁将餐饮企业和餐饮消费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餐饮业中餐饮产品的概念不仅仅指菜肴，还可以指一个各类经营要素的有机组合，通常包括实物产品形式、餐饮经营环境和气氛、餐饮服务特色和水平、产品销售形式等内容。如今，饮食消费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消费，消费者在选择餐饮产品的过程中，向企业传递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实际上是与消费者进行着相应的文化交流。此外，中国饮食文化拥有几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地域差异性和多民族特性使得餐饮产品具有明显多元的文化特征。餐饮产品因此成为大众吸收和传播饮食文化的媒介，人们不仅获得了饮食享受，还受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熏陶，学习到了相关饮食哲学的深刻内涵。

餐饮产品作为饮食文化的物质层面，中国悠久的饮食历史和繁荣发展的现代文化为其不断发展、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烹饪、菜点文化或人们饮食观念的角度来说，当今的餐饮产品应该在充分满足人们求卫生、求安全的前提下，以餐饮产品的味、质、香、色、形、器等基本属性为物质呈现，追求饮食的审美化。立足当今消费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未来餐饮产品发展的方向主要有：

1.时尚化。饮食时尚的风向标本身就是餐饮产品创新的导航仪，大致来看，根据现代餐饮消费者的饮食需求，餐饮产品时尚化的内涵主要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简洁。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在烹饪上要求简洁，对烹饪美的追求同样要求简洁明快，反对繁琐。二是富有个性。现代人的审美观是强调个性的。在过于共性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特别欣赏带有个性色彩的审美对象。对于日常的饮食，那些有着鲜明个性的菜肴点心和就餐方式总是更受欢迎。三是崇尚自由。自由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审美。人类的饮食活动现在已经从往昔固定的模式中走出来，去追求一种自由的方式。自助餐方式的受人欢迎，就是人们追求饮食自由的具体反映。这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特点。

2.返璞化。所谓返璞化的菜点，即是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利用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原料而制作的菜点。由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紧张、快节奏和喧嚣，加之社会大工业的发展，受抗拒污染及保健潮风行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都市生活产生了厌烦和不安，渴望回到大自然，追求恬静的田园生活。反映到饮食上，各种清新、朴实、自然、营养、味美的粗粮系列菜、田园菜、山野菜、森林菜、海洋菜等系列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正对应于饮食美“俚俗”、“天然”的范畴，注重讲求原料的天然、质朴，制作工艺的绿色环保，营养搭配的多样平衡，饮食氛围的随意自在。因此，返璞化既充分利用资源，又保护生态环境和有益于顾客身体健康是餐饮产品创新的重要趋势之一。

3.健康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富贵病”成了现代人的一大隐患，如何在饮食上做到更科学合理就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更多考虑健康原则的饮食倾向，必然对餐饮产品带来新的发展思路。比如，在烹饪中注重健康的合理搭配有时比口味更为人们所重视；低盐、低糖的食物受到普遍的欢迎，以及强调筵席的改革等等，都是基于健康的目的。另外，人们对滥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越来越重视，“无污染、安全、优质、具有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选购食品首要标准。因此，允许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和化学肥料的无公害食品；允许限量、限品种和限时间的使用安全的农药、化肥、兽药和食品添加剂化学合成物质的绿色食品；以及强调从种植、养殖到贮藏、加工、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中都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化学添加剂、化学色素和防腐剂等化学物质，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的有机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

4.多元化。饮食口味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差异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菜品创新趋向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经营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国际交往的频繁和扩大，广大烹饪师走出国门的机会增多，外国客人不断走进我们的餐饮市场，中外烹饪的交流越来越深入。由此带来了餐饮经营多元化的局面，菜点制作技艺相互模仿、学习、扩散，各地区与国家之间在技艺和款式上取长补短，不断借鉴与融合的菜点制作风格将更加明显。其次还表现在烹饪原料上。从发展趋势来看，以下的原料将成为今后的方向：可食性野生植物、藻类植物、人造烹饪原料、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由人工繁殖饲养的部分优质野生动物以及昆虫等。另外还表现在烹饪设备的多样化、就餐形式的多样化、口味的多样化等等。

（三）餐饮企业：饮食文化的传承者

在宏观层面，餐饮产品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餐饮业某一类或某一种菜点在质、味、触、嗅、色、形等方面以及制作和享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内涵，从属于餐饮文化的物质文化层；在微观层面，餐饮企业文化传播是由餐饮产品的制售来完成的，餐饮产品文化是餐饮企业文化的物质载体。因此，餐饮企业作为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主体，较个体的消费者，明显具有相当的开发实力和广泛的大众影响力，是饮食文化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从以下两方面提出企业层面传承与发展中华饮食文化的思路。

1.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承载着千年的中华文明，它的发展轨迹是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积沙成塔的积淀过程，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谈到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餐饮企业首先要善于挖掘历史上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民族的饮食往往是传统思维的表现形式，例如，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蕴含着民本、敬粮的饮食观念，“以味为本”的美食追求和崇尚自然的饮食哲学。加上传统饮食结构、饮食器具、饮食惯例和加工技艺的演变，使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丰富。餐饮企业可以通过举办或参与一些饮食文化主题活动，通过加深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解，进一步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11年12月17日以“仁和、博学、发展、共赢”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曲阜）孔府菜发展论坛”在山东曲阜举办，来自海内外的餐饮企业经营者和鲁菜烹饪大师就孔府菜的发展历史、继承、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此次活动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搭建了餐饮企业文化交流平台，不仅传播了孔家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理念，而且弘扬了中华儒家传统饮食文化。

此外，餐饮企业可以把传统饮食作为特色推广，把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通过实践落实体现在餐饮产品上。注重对传统饮食文化工艺的把握，秉承继承、发扬、创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宗旨理念，探索挖掘中国各地各民族美食文化价值，通过其用心传承，为中华食文化的发扬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针对消费者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餐饮企业可以加大对餐饮产品的开发研究，使之与当下健康的饮食观念以及时尚的饮食风格相结合。餐饮企业要紧跟现代饮食文化发展的脚步，注重餐饮产品的创新，人们对餐饮产品的实用性消费上升到文化消费的境界时，中华餐饮文化在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2.加强餐饮企业间的国际交流。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外来饮食文化不断介入人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要让中华饮食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就要求餐饮企业在坚持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正确的对待外来饮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饮食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交融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益成分，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餐饮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将中国饮食文化纳入教学内容之中，以传播技术向传播文化转变，提升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

2008年10月，“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餐饮・食品博览会”，同每四年举办一届的“第六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视为餐饮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同期在京举办。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餐饮企业的厨师代表，均在比赛中展示了各国不同的饮食文化背景下的特色菜肴和烹调技术。大赛组委会专门设立的20个精品宴席美食展台，体现了各国餐饮企业的餐饮产品的文化特色。此次活动不仅是全世界餐饮业的盛会，更是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平台，是餐饮业人士学习交流的绝佳机会。

这类饮食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餐饮企业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友谊，并扩大了中华饮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综上所述，严格遵循当今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规律，紧紧抓住人类现实饮食生活运行的三要素，理解其要义，实现其提升，将实现中国饮食文化的更好传承与更快发展，从而最终融入并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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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铭铎.餐饮企业管理研究上册―餐饮企业战略[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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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鲁菜；养生之道；中国菜肴；养生文化

一、引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养护、养育生命的民族，即平常所说的“养生之道”，这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而“养生之道”的基础又在于饮食养生，中国繁体字的“”所表达的意义已经非常清楚了。古人提倡“食饮有节”、杜绝“病从口入”等都是饮食养生的理论实践。

中华民族的饮食养生观，自古以来就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提下的，这样的饮食思想是最符合人类生命养育之道的。中国一个“和”字就体现了这样的饮食养生观。“和”不仅有平和、和谐、中和等含义，其中还包含着人类以摄取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行为，是最有益于生命的滋养，且能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在和谐养生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果为助”的饮食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华民族饮食养生的理论基础。中国菜肴烹饪体系的发展与形成无不以中华民族的饮食养生观为理论基础为前提的。本文以我国北方地区最有代表意义的中国鲁菜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鲁菜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菜肴体系，在中国广大的北方饮食文化区域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誉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台湾著名的哲学家张起钧教授曾对鲁菜进行过高度的总结，他评价说：“北京自辽金以来，七百多年的，尤其元明清三代，集全国精英于一地，是人才荟萃京华盛世。不论是贵族饮宴，官场应酬，都必须以上好的菜来供应，而这些人真是又吃过又见过，没有真材实货，精烹美制，哪能应付。因此，七百年下来，流风遗余韵烹调之佳集全国之大成。菜，经过作大官、有学问的人指点，不仅技术口味好，并且格调高超，水准卓越，为全国任何其他地处之菜所不能及，而这种菜就都是许多山东人开的大馆子所做的。其风格是：大方高贵而不小家子气，堂堂正正而不走偏锋，它是普遍的水准高，而不是以一两样菜或偏颇之味来号召，这可以说是中国菜之典型了。”按照张先生的观点，自我国的明清以来，鲁菜是充当官府、贵族宴饮的菜式，无论在用料、口味、格调都是上乘的水准。形成于明清年问的中国孔府菜就是中国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官府菜，它也是以鲁菜为主形成的菜肴体，并且成为鲁菜大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风味流派之一。众所周知，中国贵族的饮食基础是离不开以养生为目的的菜肴烹制。

清朝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的日本籍妻子爱新觉罗浩在撰写的一部名叫《宫廷饮食》的书中写道：“清朝饮食的调味特色，简单说来由三种不同特色构成。第一种是山东菜。本来中国(北京)的饮食没有什么特色，明朝都城移到北京时，宫廷里的厨师大部来自山东，因此山东风味便从宫中、民间普及开来。此后清朝成为中国的执政者，宫中的饮食便以山东风味为主延袭下来。其次是满洲的固有饮食……。其三是苏杭饮食……。”

一个生活在清朝宫廷多年的外国贵族，应该说对于我国清代宫廷菜肴的感受和了解更为确切一些，而且不会带有任何的偏见与个人的嗜好成分。鲁菜对于清朝宫廷菜肴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显而易见，鲁菜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宫廷菜、官府菜的主要部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菜的菜肴制作、用料搭配、宴席组合，乃至一日三餐的食馔制作，都很好地运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饮食养生理论，并在经过了长期的菜肴烹饪与饮食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积累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菜肴体系。因此，鲁菜的养生之道成为鲁菜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也是整个中国菜肴体系的灵魂所在。

二、孔子饮食养生观在鲁菜中的运用

中国鲁菜，根植于儒家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深厚土壤，以其丰厚的历史积淀与悠久的历史传承，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史上影响力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菜肴体系，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鲁菜的养生之道受到儒家饮食养生观念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乡党》中，记录了孔子一段关于菜肴、食馔饮食养生的论述，系统的阐述和表达了孔子的饮食养生观。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

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做。”等等。

孔子关于饮食养生的论述对于后世人们所食用的鲁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对于鲁菜养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鲁菜菜肴加工的影响。这一饮食之论，被许多后人认为是孔子倡导人们片面地追求精美考究的饮食生活方式。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事实上，他完全是基于当时平民阶层粗粝劣食的现状而提出来的，告诉人们在食料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菜肴、饭食的加工水平和烹饪技术水平，使入口的菜肴、饭细些。如果长期食用加工粗糙的菜肴和制作粗劣的饭食对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不符合起码的养生之道。在菜肴、饭食加热烹饪方面，孔子提出了“失饪不食”的科学养生观点。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云：“失饪，有过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显然，孔子倡导人们不要去吃加工不熟或过熟的食物，这就需要改进和提高菜肴的烹调技术。对于菜肴加工，孔子提出了“割不正不食”之论。“割不正不食”表面上看是对刀工的要求。其实，刀工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菜肴烹饪的效果。如果一锅菜肴，食物原料切割的块大小不均匀，必然受热不匀，就会发生生熟不一致的现象，人们吃了这样的菜肴，就会影响消化吸收，甚至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孔子一贯提倡的菜肴加工要精细、火候掌握要恰当、原料切割要均匀等要求，都是出于对菜肴烹饪与饮食养生的需要。

其次，是对于菜肴调味的影响。孔子有“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不食”等论述。菜肴的调味也要讲究合理，否则不仅味道不美好，而且于人体有害，不符合饮食养生的原则。孔子的“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不食”的论点，对鲁菜调味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其重要，而且传承至今。据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研究成果表明，酱有“杀百药及热汤火毒， 杀一切鱼、肉、蔬菜、蕈毒。”的功能，而且姜更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除风邪寒热。益脾胃，散风寒，熟用和中”的良药。山东人“大葱蘸面酱”的菜食组合是典型的代表，而在鲁菜中，举凡有生食的菜肴部分，如烤鸭、烤乳猪、生食蔬菜等，都必需蘸酱而食用的，其中饮食养生的道理是不言而喻。姜的运用，在鲁菜菜肴的制作中更是充当重要的角色，笔者对鲁菜常见的菜肴进行过统计，大多数海产原料、水产原料及一些食物属性属于凉性的菜肴制作，无不需要添加姜来调味。姜的温热功能，可以平衡寒性的食物，使其成为性味平和的菜肴，以利于菜肴的养生效果。所以，煮海蟹、拌海蛰之类的菜肴必佐以姜汁，就是鲁菜菜肴养生的实践运用。

最后，是对于菜肴用料配合的影响。孔子提出“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愿意是说餐桌上的饭食再好再丰盛，也不能因贪口欲之享而不吃主食，只吃肉类菜肴。因为动物肉等辅食吃多了，是不易消化的。中国传统养生理论认为：“人以水谷为本”，其他只能作为辅助养益食料。所以，《黄帝内经・素问》中有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菜肴、饮食组合理论，这与孔子的饮食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而且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科学证明是合理的饮食结构类型。如果人们每天不吃谷物，而大量地享用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不仅会导致营养失衡，还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健康。因此，只有主辅相配得宜，饮食有节制，才合乎科学的原则，于人体健康才会有利。表现在鲁菜养生的实践中，则形成了鲁菜讲究原料配伍的技术特点。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表明，鲁菜中有60％以上的菜肴是荤素原料搭配而成的，即使一种主料的菜肴，也必定有多种小料与之配合。鲁菜传统宴席中除了丰盛的肉类菜肴以外，更重视宴席点心、主食的配合，为了有利于配合主食，宴席中还设计了一定数量的饭菜，这些都是出于饮食养生的需要。但今天的宴席主食已经变成被大家所忽略的部分，这就违背了鲁菜饮食养生的基本原则。

总之，孔子这些零散的饮食言论，无论它的本意如何，但在两千多年来的鲁菜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其中有关菜肴饮食养生的观念，而这正是鲁菜得以发展的前提，并能够成为我国明清年间宫廷菜肴、官府菜肴主体的基本因素之一。

三、“五味调和”是鲁菜养生之道的基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庸之道”，体现一个“和”字。鲁菜的烹调技术与原料的配伍，乃至宴席菜肴的组合无不体现这一理念，并由此成为鲁菜养生之道的理论基础。

鲁菜的调味历来讲究“五味调和百味香”，而“五味调和”是其根本所在，这是鲁菜养生理念的精华之处。中医理论认为：“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味道过于偏重，都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所以菜肴、饭食做到味“和”最为重要。

鲁菜之中，五味调和之首，在于鲁菜“汤”的应用，而对于熟谙鲁菜真谛的世人来说，都知道鲁菜烹调的精华在于“汤”的运用。没有“汤”，鲁菜就失去了灵魂之所在。鲁菜“汤”的制作历史悠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鲁菜中“汤”的运用之妙，完美体现一个“和”字上。首先，无论清汤、奶汤的本身就是众多美味成份与营养成份的融合。汤内含有各种呈鲜味的氨基酸及少量的芳香物质，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含有丰富的钙，含有多种脂溶性维生素等等，但这么多的营养素与美味成份融为一体而各不显现，达到的味“和”的境界。其次，汤是融合各种调味原料的最佳载体，无论调味料的种类、数量、使用方法如何变化，一旦添加到汤中后，便再无个性表现，而成为融合一体的复合美味，达到了“五味调和百味香”的菜肴制作妙境。

鲁菜中的调味之“和”，还体现在虽然众味杂陈、百味千料，但绝对不使菜肴的口味有所偏颇，要达到“水火相济”，又不偏不倚的效果。《春秋左传》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日：‘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殚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国。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是齐国时期著名的贤相，他的这段话虽然是在论述君臣之间的关系，但却是借用了鲁菜烹调养生之道进行阐述的，这就从一个则面揭示了鲁菜烹饪调味的“和”。而这种表现在烹调技术上的“味之和”又恰恰与儒家文化的“中和”思想相吻合。其实，这种“和”的理念在鲁菜的烹饪中除了调味以外，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配菜要讲究原料的质地、色形的“和”谐，用火要讲究轻重缓急与所烹制的原料相适“和”，宴席中则要讲究菜肴与菜肴之间的搭配之“和”等等。

鲁菜讲究烹调之“和”，可以说这是鲁菜文化的最高水准。而“和”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正是因为鲁菜的调“和”之美，使鲁菜具有了“平和适中，受众广泛”的菜系属性与特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鲁菜无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没有人会拒绝接受鲁菜，也没有人会不适应鲁菜的饮食口味。因为，它是“中和”的，不偏激、不猎奇、不走偏锋，不含混不清。而这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鲁菜的灵魂是鲁菜的养生之道，如果从这样的层面上看，鲁菜将会在长远的历史发展中征服世界上所有人的胃口，也是未可知的。我们相信，儒家文化孕育的中国鲁菜或许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造福于“地球村”的全体人类。鲁菜当为世人惠，这既是鲁菜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中国菜应当发挥出来的历史作用。因为，以鲁菜为代表的中国菜肴“五味调和”的养生观念与当代人健康养生的生活追求是完全相吻合的。

四、“大味必淡”是鲁菜烹调的一贯主张

西汉儒学大师杨雄在《解难》一文中有：“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之语。古人把“大味必淡”解释为“美味必淡而无味”，由此，“大味必淡”的表面意义是显而易见。

“大味必淡”的观念虽然是一种哲学层面的说教，但鲁菜在菜肴烹调的实践中却是一贯遵循的主张。当然，这里的“大味必淡”不是指菜肴烹调的没有味道，而是恰当的调味，才符合养生之道。《管子・水地》说：“淡也者，五味之中也。”因为水味极淡，才能融合众味，从而起到调和得宜的效果，所以淡味是大味，是至味。而厚味、浓味本身已经没有办法融合其它的味，因而老子有“五味令人口爽，”之语，所谓“口爽”就是导致口腔味觉失真，引申为疾病的意思。《吕氏春秋》也说：“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说的更加明白。我国古代的养生家都强调饮食“厚不如薄，多不如少”、“茹淡者安，茹厚者危”、“若人之所为者，皆烹饪偏厚之味，有致疾伤命之虞”，讲的都是清淡饮食养生的道理。

本来，调味艺术是包括鲁菜在内的中国菜肴烹饪技艺的精华所在，但过多的使用大量的调味品，使菜肴口味浓重，不仅不能够达到品味艺术的境界，也不符合菜 肴饮食养生的原则。现代营养学证明清淡的菜肴、饭食有益于人体的健康。比如烹调用油的过量使用，菜肴味道虽然浓香馥郁，但却容易因为脂肪的过量摄取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过量钠盐的食用，会增加高血压发病的机会等等。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学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粗茶淡饭、淡薄滋味的养生观念。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有“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味厚则泄，薄则通”的理论。清人在《老老恒言》一书中更是清楚的说：“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血燥。”因此说，菜肴、饭食口味过咸、过香、过甜、过辣、过酸等等，都是不符合饮食养生原则的。而在众多的菜肴体系中，能够遵循“大味必淡”这一养生原则进行菜肴烹调的，鲁菜表现的最为突出。

首先，鲁菜好吃是因为能够品出美好的味道，而在过于浓重的、强刺激性菜肴味道中是达不到品味艺术境界的，也就没有美味可言。在从事鲁菜制作的厨师传承中，历来就有“成了出味淡了鲜”的说法，鲁菜的制作对此是遵守不悖的。下饭的菜肴，味道要浓重一点，因为一般的饭是无味的，所以配合浓重口味的饭菜进食，可以起到平衡的效果，而实际上口味仍然处于较清淡的水平上。宴席用来下酒的菜肴，则要求以鲜味为主，所以在菜肴烹调中使用少量的盐起到提鲜效果即可。这在济南的汤类菜肴、胶东的海鲜菜肴的制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充分体现了鲁菜这一养生原则。

其次，保持菜肴味道的纯正，也是“大味必淡”这一养生原则的具体表现。众所周知，鲁菜向来以“口味纯正”的特点见长，鲁菜菜肴调味讲究章法，讲究艺术效果，一方面重视菜肴原料的本味，一方面重视突出菜肴的主味。因此，鲁菜中，杂乱无章、莫名其妙、含糊不清类型的口味是很少有的。一道菜肴，甜就是甜，鲜就是鲜，成就是成，体现的是菜肴口味的纯正。即使有的菜肴也运用复合味进行调味，但仍然遵循口味纯正的调味原则，如甜酸、酸辣、咸鲜等，也是一品便知，传给味蕾的信息是清晰可感的。这也是符合饮食养生的原理。我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管子・揆度》日：“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纯正味道的菜肴、饭食可以使人保持清醒的品味状态，而过于偏嗜、过于刺激、过于混杂的味道可能使人失去对美味的控制能力。而食用口味纯正、清淡菜肴的人们就能够辨别五味，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自觉地控制食欲。因为，不能够控制对美味的适度享受，就会导致饮食失控，于健康、养生是不利的。所以，《管子・内业》说：“凡食之道：大充，形伤而不藏；大摄，骨枯而血冱。充摄之间，此谓和成。”意思是说，饮食的规律在于适度，过于饱食，会使人体受损而没有好处，过于饥饿，会使骨骼萎缩而血气不和。所以，《管子・禁藏》提醒人们：“食欲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也就是说，生活的享受要有所节制，饮食只要能保证营养健康的需要就行。

从这种意义上说，由于鲁菜是中和的、中庸的，确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鲁莱是没有个性的，是缺乏激情的，不能满足追求口味刺激人群的需要，也不以标新立异的菜肴口味领流行风气之先。但鲁菜的清淡、纯正、中和、平衡，不偏不倚，恰恰是最符合人类饮食养生的基本原理的。

五、“四季养生”在鲁菜中的实践运用

中国传统的饮食养生之道，讲求的是从阴阳、应四时、致中和。所以，《黄帝内经・素问》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四季养生”的理论根据，菜肴饮食也是如此。

先哲孔子有“不时不食”的言论，其主要的意思就是不到成熟季节的食物不能食用。许多植物的果实不完全成熟时，含有许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对人体的健康不利，不符合饮食养生之道。所以《吕氏春秋》有“食能以时，身必无灾。”的论断，这可以说是对“不时不食”的最好诠释。

鲁菜的菜肴配伍，最重视应时应节，什么样的时节使用什么样的原料，食用什么样的菜肴，皆以顺应四季为原则。齐鲁大地，四季分明，食物出产也应时应节，如春季菜肴配料多用韭菜、香菜、香椿、荠菜、春笋之类，而宴席菜肴也多以平和、清爽菜肴见长。夏天则以清淡的汤菜、凉菜、蔬菜类菜肴为主，但在烹调肉类、海鲜类菜肴时一定要用姜、大蒜等调味，生姜温暖脾胃，大蒜的消毒杀菌功效尽人皆知。而冬季菜肴则以口味厚实，热量丰富之品居多，羊肉等动物肉类、火锅类菜肴成为冬季宴席上的主打品种，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季节性的变化，以起到菜肴饮食养生的效果。

即便是一种菜肴，有时也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以适应季节性的变化。如鲁菜中有一道著名的“肘子”菜肴，可以充当大件菜肴使用。而此菜在宴席中运用的原则，是要根据不同季节有所变通的。一般说来，“红烧肘子”适合于冬季宴席之用，味美肥厚，热量丰富。夏天如果吃肘子则以“水晶肘子”见长，由于加工方法不同，“水晶肘子”中的脂肪含量大大降低，菜肴凉爽可口，清淡不腻，且有利水解热之效果。春季则以“清炖肘子”、“白扒肘子”为佳，而秋天需要滋阴润燥的菜肴食品，“冰糖肘子”则是最佳选择。一道菜肴如此讲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菜肴搭配要符合饮食养生的原理。类似的例子在我国各大菜肴体系中都有，如淮扬菜中“狮子头”的运用等。

《周礼》说：“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意思是说，食用饭菜要像春天一样温，食用烫羹要像夏天一样热，酱食要像秋天一样凉，饮料要像冬天一样寒。这是鲁菜一贯遵循的养生之道。饭菜、汤羹、粥品要热食，益于养护脾胃，且味道美好，所以鲁菜中有“一热胜三鲜”的说法。为此，冬季菜肴为了保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保温餐具，如孔府就有一套水暖的银制餐具，即使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年代也可以使菜肴得到良好的保温效果。传统的鲁宴中，不仅热菜酒肴要热，冬季饮用白酒都要温热，也是为了养生之需。

总之，在鲁菜的菜肴制作中，在齐鲁宴席的运用中，甚至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无不以中华民族传统的饮食养生的原理作为指导，并在长期的烹调实践中去运用。由此形成了中国菜肴以养生为目的的菜肴体系和饮食文化。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本届论坛以“破壁联赢+中餐国际化”为主题，旨在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如何打破行业壁垒，助力中餐企业走向国际化。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监事会主席武力、世界中餐联合会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孙晓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政府美-中大使先后致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旅游饭店餐饮委员会主席高福主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平，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副处长王雪莲，美国餐饮商会执行会长张天心，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企业家委员会副主席、阿五黄河大鲤鱼品牌创始人樊胜武，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旅游饭店餐饮委员会副主席金辉，西班牙厨神阿曼多，美籍自由媒体评论人周瑞婷，哈尔滨马迭尔集团总经理高晓骅，上海敏慎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凡，中福万家CEO，优品悦动CPO庞景博等出席此次论坛，并针对“美食无国界・全球好食材”发表精彩的主题演讲。来自美国、西班牙、泰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餐饮企业家及食材供应商齐聚现场，共享经验。

论坛第二个环节继续延续高端对话模式，邀请了花舍咖啡创始人郑金燕，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企业家委员会副主席白玉清，泰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秀彬，北京宫、厉家菜董事长王尚礼，最美食会员卡投资人张儒，长江会基金合伙人张耀等6位餐饮酒店及资本方大咖，对资本如何助力中餐“走出去”和“做大做强”以及餐饮行业与Y本联姻的路径与模式两方面展开了讨论。

在全场200余位餐饮企业家及食材供应商的见证下，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旅游饭店餐饮委员会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携程旅行网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未来，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旅游饭店餐饮委员会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就共同推动“中国好食材走出去、国际好食材引进来”将绿色有机与美食完美结合，并借助中华美食带动中餐企业和绿色有机食材企业的良好发展与合作。与携程旅行网就更好地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展现舌尖上的“一带一路”饮食文化，贯彻落实国侨办海外中餐繁荣计划，以旅游为切入点，为全球游客提供主要目的地的优质美食推荐，共同推广中华美食，打造各地美食名片，弘扬中华美食文化。